我与经典 (一)
童年的时候,“文化大革命”正气势磅礴地上演。最高领袖的指示在消灭几乎一切经典的同时,成为新的不二的红色经典。
那个时候,身在江南农村的我生活得无忧无虑。因为身为族尊的曾祖被新政权视为“开明绅士”,家族中也很有几位革命工作者,乡村的革命干部似乎没太为难我们家。当然政治上的信任则影影绰绰,毕竟根子不正啊;而且一生悬壶济世的外公因为“解放”前夕留宿过国民党人而被“镇压”(母亲说,出殡时送行的人一眼望不到头),母亲的舅舅被怀疑去了台湾,姑父成分是地主……所以诸兄想当兵是没门的,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报考警官大学时,我似乎闯过了政审关,却终于没有被录取。只是当时年幼,江南富庶,便自由自在;还因为幼能作文,常参加村头黑板报的刊抄,从农业学大寨到批判某地主婆,从领袖语录到“狼笑”文章,干得很带劲。
父亲原在城市工作,三年困难时期终于熬不下去,回到了农村。大概因为见识较广,幸运地当过村里的“政治队长”(可别小看这个“职务”啊:不用下地却拿最高工分,地主阶级见了就要低头,下放学生、小心翼翼万不敢冒犯)。因为自己是“下中农”,成分不算好,所以父亲使用过的“特权”,大约就是在公社大队开批斗会时,地主婆姑姑可以不时请假。
父亲文化不高,绵延数代的书香门第,到他已是绝续。在他,尤在母亲,心中甚有不甘。
可是他们不能教给我什么。不过,母亲会常常说起曾祖和外公如何受人尊敬、他们的书房里如何堆满书籍。
我就问:书呢?
书是一本也找不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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