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与经典 (一)
童年的时候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正气势磅礴地上演。最高领袖的指示在消灭几乎一切经典的同时，成为新的不二的红色经典。
那个时候，身在江南农村的我生活得无忧无虑。因为身为族尊的曾祖被新政权视为“开明绅士”，家族中也很有几位革命工作者，乡村的革命干部似乎没太为难我们家。当然政治上的信任则影影绰绰，毕竟根子不正啊；而且一生悬壶济世的外公因为“解放”前夕留宿过国民党人而被“镇压”（母亲说，出殡时送行的人一眼望不到头），母亲的舅舅被怀疑去了台湾，姑父成分是地主……所以诸兄想当兵是没门的，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报考警官大学时，我似乎闯过了政审关，却终于没有被录取。只是当时年幼，江南富庶，便自由自在；还因为幼能作文，常参加村头黑板报的刊抄，从农业学大寨到批判某地主婆，从领袖语录到“狼笑”文章，干得很带劲。
父亲原在城市工作，三年困难时期终于熬不下去，回到了农村。大概因为见识较广，幸运地当过村里的“政治队长”（可别小看这个“职务”啊：不用下地却拿最高工分，地主阶级见了就要低头，下放学生、小心翼翼万不敢冒犯）。因为自己是“下中农”，成分不算好，所以父亲使用过的“特权”，大约就是在公社大队开批斗会时，地主婆姑姑可以不时请假。
父亲文化不高，绵延数代的书香门第，到他已是绝续。在他，尤在母亲，心中甚有不甘。
可是他们不能教给我什么。不过，母亲会常常说起曾祖和外公如何受人尊敬、他们的书房里如何堆满书籍。
我就问：书呢？
书是一本也找不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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